长春国投

　　它们大多是在30年来中国迅猛的造城运动中由县而市、由县级市而地级市的。尽管大部分默默无闻，但在那些创造“腾飞奇迹”的省份里，它们居功至伟。没有鄂尔多斯、通辽、赤峰，内蒙古不可能连续7年GDP增长速度全国第一。同样，没有南阳、平顶山、安阳、新乡、漯河等城市，河南也不可能在广东、山东、江苏、浙江之后，成为中国第五个GDP过万亿的经济大省。

　　还有更加不为人知的城市甚至乡镇。在珠三角发展模式走向终结的过程中，它们开始了自己的经济脉动，并且渐渐分享到跨国公司、本土大企业、投资机构的热切目光。

　　即使是当下的经济危机，它们也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截至目前，全国正在建设的铁路重点工程达150条，总投资超过1.2万亿元。以南宁至广州的南广铁路为例，全长577公里，双线，经梧州、肇庆、佛山，沿线共设23座车站，全程运行只需两个半小时，建成后，广西的农产品将实现与华南市场比邻而居。再看西安到郑州的高速铁路，经陕西咸阳、西安、渭南和河南三门峡、洛阳、郑州，今年底开通后，西安至上海运行的时间将由15小时缩短至5小时，西安至北京的运行时间则将由11小时缩短至4小时。去年10月开始，包括北京到石家庄、石家庄到武汉、天津到秦皇岛等高速客运专线在内开工建设的铁路重点工程达到11条。这些正在铺向中国大地的动脉将极大地缩短三四级城市与中心城市的时空距离，中国经济的活力因子也将因此向这些城市和它们带动的区域加速下沉、渗透。

　　它们的时代来临了。

　　但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还要重走东部沿海的道路？在数量众多的同类中，它们如何才能做到面目清晰？这些寄托了中国政府振兴经济希望的城市，能否被允许步子再迈得大一些？

　　三四级城市消费真相

　　几年前，已经有一些公司在那些三四级城市里发现了让它们惊喜的消费能力。2005年，巨人公司的《征途》游戏刚上线，副总裁陆永华奉命开拓浙江嘉兴市场。在巨人看来，越往下走市场潜力越大，消费者的忠诚度也越高，因为他们所接触到的信息较少。

　　“我觉得三四级城市的消费能力或者说可支配收入，可能比一二级城市更强，比我们想像的要强。”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及大中华地区消费品咨询业务负责人马思默(Max Magni)对《中国企业家》说。这家公司对中国各个层级的城市中的15000人进行了访谈。“三四级城市很多消费者的大件购买往往是一种初次消费，不是更替式消费，所以对企业来说，在三四级城市消费者首次消费时抓住他们的心尤为重要。他们对品牌的忠诚度比一二级城市消费者更高，后者往往对消费场所的忠诚度更高。”

　　不仅如此。三四级城市乃至乡镇的消费方式也在悄悄进行着更新，这使从事在线支付业务的支付宝副总裁邱昌恒惊讶。在邱的家乡安徽舒城县，邱觉察到了以前没有的现象：开始有人主动向他询问淘宝和支付宝，并就网上购物请求他的帮助。之前，邱家乡的亲人都不清楚他的工作性质。邱的妻子是福建古田县某镇人，邱在那里也看到了同样的变化。镇上的人不但开始利用互联网购物，而且已经在网上销售当地的特产香菇了。邱从他的从事移动互联业务的客户那里了解到，移动互联网的真正用户是在二三级城市甚至农村。“他们往往缺少PC互联网的上网环境，但是有上网的要求，所以是最愿意付钱的，一个月在手机上花几十块钱，非常正常。就是看新闻、看小说、玩些小游戏。”邱对《中国企业家》说。

　　支付宝的用户分布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向三四级城市扩散的特点。

　　比互联网更直观地体现消费能力的是那些跑在三四级城市中的名牌汽车和不断上升的房价(这些城市的房价并未受到此次经济危机很大影响)。无论是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还是在山西的河津、临汾，奔驰、宝马的出现频率可能并不比温州等地低太多。在每百户拥有私家汽车近20辆的鄂尔多斯，有“站在街上看车展”的说法。

　　“三四级城市比任何人想的都要发展得更快，”马思默说，“现在例如高端汽车品牌已经把目光从东南沿海移开，更关注中部内陆市场。要谈到更长远的战略，比如2015年、2020年的话，很多CEO会觉得应该有更大胆的预测，下更大的赌注，去重新思考三四级城市市场，把三四级城市当作未来的公司业绩增长引擎。”

　　在三四级城市乃至乡镇中，“山寨”产品的市场依然很大，产品范围从洗发水、手机直到肯德基、麦当劳。马思默在其工作过的俄罗斯和巴西都曾见过类似现象。“我觉得根源是消费者有消费欲望，但支付不起相对昂贵的商品价格，才会有这些廉价的赝品。”马思默观察到，那些遭到模仿的大厂商已经改变了最初激烈反对的态度，它们从山寨产品中看出了自己商品的潜在市场需求，从而把产品功能简化、价格降低。事实上，即使是在北京、上海这样发达的大城市，山寨产品也并未完全绝迹，但秀水街、襄阳路叱咤风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模式

　　消费能力当然来自经济发展。三四级城市正在显露出其特点。2008年，鄂尔多斯GDP达到1560亿元，人均GDP(10.4万元)超过上海(不到10万元)和北京(不到6万元)。鄂尔多斯是中国依靠能源迅速发展的城市之一，但它又并非以简单的出卖资源受益。鄂尔多斯市副市长李世认为，鄂尔多斯集团在循环经济模式上的探索代表了鄂尔多斯市的追求。2000年左右，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王林祥开始寻找已做到世界第一的羊绒产业的增长替代。两年后，他选中了硅铁冶炼。在王林祥的设想中，如果把硅铁生产的产业链建立起来，其成本就可以控制，从而在价格波动极大的硅铁市场中做到“最后一个死”。鄂尔多斯有丰富的煤炭和硅石资源，完全可以支持王林祥的煤—电—硅铁产业链。2003年，鄂尔多斯集团硅电一体化项目投资建设，并很快延展成为煤电、冶金(包括硅锰、金属镁、工业硅等硅铁下游产品)、化工(化肥、煤化工等)循环经济产业链。2008年，鄂尔多斯集团销售额达到160亿元，能源重工占到二分之一。继“羊绒世界第一”之后，王林祥又做到了“铁合金世界第一”。

　　陕西的宝鸡、榆林，山西的临汾、河津等城市，能源优势均显著并因此快速发展，但它们获得的评价没有鄂尔多斯高。

　　农业大省河南，三四级城市的经济发展则与农业紧密相关。陕西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宝通对河南极为赞赏：“全国三分之一的方便面、一半的火腿肠和速冻水饺都出自河南，就像西部的内蒙依靠乳业超过了陕西，中部的河南依靠农业超过了湖北。”在方便面、火腿肠和速冻水饺的后面，闪现着漯河、焦作等三四级城市的名字。

　　在江西、湖北、湖南等省份，三四级城市正表现出对产业转移的期待。因为地理位置与东部沿海较为相近，交通便利，这些省份得到产业转移的可能性也远较其他地区为大。2008年，华硕电脑投资30亿元、生产铜线抽丝和电脑插接件的“博硕科技”落户江西吉安，为全力构建“电子信息产业基地”的吉安注入了新鲜血液。吉安市委书记周萌对《中国企业家》说，吉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中已经有140多家企业，尚有40多家在建，多涉及风能电机、通信光缆、生物制药、水刺无纺布等尖端技术，2008年产值70亿元，明后两年可达两到三百亿元。“我们离广东沿海近，”周萌说，“深圳在吉安建了一个产业园，梯度转移到这里。深圳到吉安600公里，火车每天一趟，8小时，汽车6小时，飞机50分钟。我们的土地、劳动力资源充裕。在广东沿海一带，吉安还是很有名气的。”位于江西南部、有“世界钨都”之称的赣州，几年前已经喊出“对接长、珠、闽”的口号。1997年京九铁路、2005年赣粤高速公路的开通让赣州有了“对接”的交通基础。3年前，美国高飞电子在赣州投资江西高飞数码科技公司，赣州市市长王平告诉《中国企业家》，高飞电子正在准备把佛山的生产基地全部迁至赣州。“转移到我们这里的都是新一轮的产业结构、技术升级基础上的企业，比如光伏产业、电池、汽车零部件等。”王平说，“以赣州为中心200公里内没有一座大城市，2000多万人，我们去年上升为大城市，准备用三到五年把它建设成特大城市，让人口迅速往城里集中。”

　　2008年12月，投资32亿元的李宁工业园在湖北荆门奠基。这是由李宁公司组织策划、由其供应商联合出资的一次产业转移。李宁公司企业发言人张小岩对《中国企业家》说，沿海地区制造成本不断上升，而且经常停电、燃油短缺，公司提升供应链效率受到阻碍。“我们以李宁品牌的力量，寻找一个能给我们充足支持的政府，号召我们主要的供应商出资到一个地方，进行生产和物流中心的转移。”李宁公司看中湖北的区位、交通优势，在宜昌、襄樊、荆门等地选择，用一个月时间选定了荆门。“大家能给的优惠条件都差不多，荆门市政府的服务意识是最优的，所以就胜出了。”张小岩说。荆门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在洽谈的日子里，李宁的该项目负责人每天早饭后都会收到来自专门小组的昨日会议纪要以及当天日程安排。

　　这次转移的供应商有7家，来自福建和广东，供货量占李宁公司的30%，5年后，可占到一半。供应商原有很多湖北籍工人，他们也一并回到了家乡。当地的一些管理人才稍加培训就可以就任，“而且他们更好学。”张说。

　　“优惠条件你能给的别人也能给，”荆门市工业区管委会书记周文霞对《中国企业家》说，“更重要的是企业发展的软环境。我们对服务非常看重，有专门的保姆式小分队为企业代理工业区之外的与政府部门相关的事宜。”荆门有石化、热电等工业基础，有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就荆门而言，”周文霞说，“就是要发展成为鄂中区域中心城市，新兴特色工业城市，历史文化名城，生态宜居城市。”她说，荆门想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来减弱对现有主导产业石化和建材的依赖。

　　问题

　　像荆门一样，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三四级城市都想经济与环境兼得。“我们提高了准入门槛，防止沿海淘汰的企业到吉安。”吉安市委书记周萌说。

　　“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赣州不要，”赣州市市长王平说，“而且我们规定沿江1.5公里内不能办企业。”

　　政府的决心并不代表事实。2009年2月20日，江苏省盐城市自来水厂被一家化工厂排出的酚类化合物污染，致使至少20万居民受到影响。而在该市政府的水源整治方案中，该化工厂本应早被取缔。盐城是承接苏南产业转移的主要城市之一，近年来，那里与化工有关的污染事件接续发生。对于三四级城市特别是自身资源有限的城市而言，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存在矛盾时，取舍并非如想像中容易。

　　同时，随着经济发展，三四级城市时常会产生成为“特大城市”的冲动。有数字称，全国提出要建设国际性大都市的城市有183个。许多城市蓝图过于宏伟，按现有人口和产业规模的数倍进行城市规划，会展中心、中央商务区、五星级酒店无一不备。相邻城市之间缺乏区域经济的概念，机场、港口重复建设时有耳闻。鄂尔多斯市虽无成为特大城市的口号，但新建的行政中心距离原市区数十公里，大楼更其富丽堂皇，广场更其阔大豪华，人们办事的方便程度却大为降低。这种城市扩建模式在中国三四级城市中并不鲜见。

　　一直以来，中国的城市建设都在拼命模仿北京、上海、深圳，千城一面，规模有异而已。中国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远远跟不上其建设速度。“过去我们片面强调土地城市化、人口城镇化，但是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的城镇化还差得很远，基础设施太落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后凯博士对《中国企业家》说。“如何把当地的历史文化融入到城市建设中，没有引起重视，我们的城市规划都是抄过来的。”

　　与三四级城市建设的无序相比，中央政府对地方企业发展的制约却相当严厉。河南建业地产集团董事长胡葆森说，城镇化不能再拆老村建新村，而应该将它们合并到一起建成大社区，“把农民从土地手里解放出来，把土地从农民手里解放出来，这是未来中国城市化实现的真正形式。开发商、地方政府都看到了这个事实，但是地方政府没有土地审批权。”胡认为，政策“一刀切”不符合科学发展观。6年来，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王林祥在电厂项目审批上也费尽周折。由于发改委不批准就不能获得贷款，王林祥为已经开建的电厂四处筹款，一再无奈转让新项目的股份。王对项目审批制极为不满，屡次在全国人大会上提议以市场准入制度取代之。

　　三四级城市是中国未来增长的新发动机。它们应该对未来有充分的思考，而不再只是以GDP为单一梦想。它们不应该像东莞一样，几十年后再去收拾残局。

　　三线城市，要有一线思维

　　三、四线城市有望打破一线城市兴起的老路，成为新型城市化的主力

　　今天，我国三、四线城市还处在生长期，未到升级换代阶段，但也同样面临如何取舍的问题。我觉得，这种选择应该是站在一线思维的高度，从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寻求经验教训，进行主动的、有前瞻性战略定位，走出一条有自身特色的创新之路。

　　赶上区域经济的动车组

　　城市不论大小，发展总是跟周边或者更加宏观的经济区域开发联系在一起。虽然对于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大城市效果不明显，但对于三、四线城市而言，区域经济调整的优劣甚至可以在第一时间决定其以后的命运。

　　谈到区域经济开发，与中国最有可比性的当属美国。同为地域辽阔的泱泱国度，先行一步的美国，在城市开发与区域经济的协调方面，经验远多过初学乍练的我们。

　　回首美国的区域经济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成长历程，人们常常惊叹于它的自东向西依次推进且有条不紊的开发特征：19世纪上半期，美国新兴市场经济由初兴到完善，顶推东北部成为全国经济核心区；19世纪下半期，工业化进入鼎盛时期，中西部一大批工业城市兴起，与东北部经济互动；20世纪中期，西部和南部相继崛起，高科技和服务业长足发展，与东北部和中西部形成此消彼长的博弈态势。

　　从积极层面看，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客观上形成了分时期、有重点开发局面。每一次转移都是一个更高的起点，逐级递进。如东北部在欧洲近代经济基础之上，直接转移其工业革命的科技成果，很快成为美国最发达地区，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中西部靠近东北部，有地利之便，其工业化规模大，资金和技术力量雄厚，为其形成重工业区提供有力支撑；西部和南部在新科技革命的支持下，后来居上，新兴工业和服务业长足发展，其中的硅谷和奥兰治县(该县如作为一个国家看待，其GDP可跻身世界前40位)令人刮目相看。而其城市化率先进入大都市区发展阶段，为赶超东部奠定了坚实基础。

　　根据区域经济的区划理论，任何地区都可分为核心和边缘两大组成部分。美国后开发地区作为边缘地带，不断超越核心地区，区域经济得以优化和重组，带动全国经济发展。与之相似，我国的中部、西部作为全国经济区划中的边缘地带，在新的转型时期，也会获得同样的机遇和历史的垂青。先有美国经历在前，后有我国自身东部转型的经验教训，我国三、四线城市建设已站在了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天时、地利，再加上一线思维，后来居上指日可待。

　　但区域经济调整是把双刃剑，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觑。美国在其在西部和南部新兴地区的竞争面前，东北部和中西部被迫做出产业结构调整，用高科技企业或新兴制造业取代传统制造业。调整的代价是沉重的：大量工业企业远距离迁往西部或南部内陆地区，或者是从城市中心区迁往郊区，出现所谓制造业空心化。此转型历时约三四十年，方有大致眉目。但这个过程耗时费力，很伤元气，部分城市甚至从此一蹶不振，最极端的莫过于一度被揶揄为20世纪新版“鬼城”的底特律。在这些城市中心区，企业动迁后遗留大量工业用地，开发商弃之如履。与其耗费人力物力清理这些地块上的废弃物、残存化学元素和重金属物质，不如到郊区空置土地实施全新的开发。地方政府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对其进行修复，而盗贼和瘾君子的频频光顾，更加重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和复杂性，无奈之下，只好由美国联邦政府出面，发起全国性的“棕色地带”改造运动。清理成本与当初建设这些设施的经济效益相比，得不偿失。个体城市支付沉重学费的也不乏其例：历史上曾盛极一时的波士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铺设高速公路的狂热时代，数条高架快速路穿越市区，把好端端的市中心商业区分割得七零八落，从此经济凋敝，人气骤减。痛定思痛，波士顿人经过十余年的辩论，最终决定斥资146亿美元，实施“大开挖”工程，把十余公里长的高速公路埋到地下，以恢复中心商业区原貌。该工程历时15年，不久前刚刚完成。以此天文数字的资金缝合历史创伤，是美国市政工程史上最惨痛的一页。日本上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时期，也有大量工业设施建在市区，后来其制造业外迁，遗留地块种上了花草树木，表面看景致宜人，但每到春季开花时节，会有很多人染上奇怪的花粉过敏症，后来才发现是这些花粉含有工业遗留的有害化学元素所致。

　　今日的美国和日本等国，都在为当初规划失策买单。这些教训，对于正在承受经济转型阵痛的我国一、二线城市来说，是迟到的告诫；但对于伺机而上的三、四线城市而言，其警示作用却正当其时。

　　找准自身的区域定位

　　接下来的问题似乎更为明确，就是三、四线城市该如何确定在区域性经济分工中的定位。一个成功的国家或区域经济，需要的是合理组建的城市梯队。在这样的梯队里，城市之间讲究的是分工合作，协调发展。

　　在世界范围内，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城市化人口达到总人口的一半左右，将进入新型城市化阶段。在此阶段，经济活动和人口流向有相对集中和相对分散两种形式。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经济活动向大中城市集中，构成不同规模的城市化区域(有大都市区、城市群或大都市连绵带等不同表述方式)。另一方面，在这些城市化区域内，经济活动又是相对分散的，其边缘地带(郊区和周边农村地区)将优先发展，结果形成城乡经济一体化的统筹发展。

　　我国三四线城市，要把握这个发展走向，有所准备。第一，尽量向城市化区域靠拢，除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等地区已初步形成的似大都市连绵带外，中部和西部正在形成大小不等的城市群，都将是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重头戏。根据最新研究，中心城市周边的小城市(类似我国的地级市或县城)经济宜相对独立，与中心城市之间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不同于传统的卫星城。此类城市理想的人口规模是15万到25万之间，一般距离市中心区30至50公里。这个观点可资参照。第二，在城市建设的整体规划时有预留空间，城市和周边地区，须通盘谋划，不要全挤在中心城区。打破已经形成的“欧美的城市、非洲的农村”的尴尬局面。换句话说，三、四线城市有望成为新型城市化的主力。

　　但这并非意味着，三、四线城市都要向一线大城市看齐，一味追求做大做强。根据中心地学说推导的规律，城镇与城镇以及城镇与周围地区之间互相依赖、互相服务，有密切联系。而且，它们之间的关系有规律性可循，城镇规模越大，其数量就越少，即城镇数量与规模成反比关系。大中小城市的经济结构要与此相适应。小城市不必大兴土木，兴建五星级酒店和CBD或总部基地，克隆沿海城市发展模式。

　　“城市经理制”

　　三线和四线城市一般规模较小，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它们更贴近市场的一面。机制灵活，反应快捷，与地方企业关系更密切，企业发挥作用空间大，这可能是此类城市的一个共同的优势所在。与企业同行，成就城市发展新战略的例证，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比比皆是。

　　早在美国西部开发过程中，就曾有大批“城市发展倡导人”活跃在州、市两级议会厅，为城市发展建言献策，筹集经费，争取政策倾斜，成为城市发展史上一道别致的风景线。这些人，有很多是企业老总或经理人。

　　到19世纪末美国经济起飞时期，也是大企业的黄金时代，大企业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企业化管理。其后不久出台的泰勒制和轰轰烈烈的进步运动，更使企业化管理思想盛行一时，成为经济领域的时代风向标。

　　而将企业化管理思维推向巅峰的是城市体制改革中出现的全新市政体制：城市经理制。这种体制把企业经理人制度引入市政体制和市政管理，一经推出便大获成功，好评如潮。到今天，采用这种体制的城市占美国城市总数的一半，在人口为25万以下的城市中最为流行。担任城市经理者，大多有企业管理的经历，美国企业家从此与城市管理结下了不解之缘。另外，美国实行地方政府服务外包，也为企业提供了很大的施展空间。

　　我国目前实施的国家创新体系，依靠的中坚力量就是企业，企业界在三四线城市发展中的作用也将得到充分体现，大有可为。

　　神圣、安全、繁荣，缺一不可

　　资深城市研究学者乔尔·科特金在其经典著作《全球城市史》中得出结论：一个城市要持续发展，必须具备神圣、安全、繁荣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这些要求当然不仅限于纽约、伦敦、北京和上海等名都大邑，即便位居三、四线的中小城市，也同样有此诉求。

　　所谓神圣，是指道德操守的约束或市民属性的认同，是城市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所谓安全，指一个城市所能提供的最基本的安全保障；所谓繁荣，主要是指经济基础坚实，市场完备，运行有序。在世界历史上，因欠缺某一条件而萧条甚至消亡的城市屡见不鲜。

　　当下，我国城市化进入高峰期，各地城市都在千方百计求发展，对经济繁荣的关注绰绰有余。同时，由于我国总体政治局面稳定，和谐社会深入人心，拜大环境所赐，各城市安全可保无虞。但是，距离神圣的要求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美国在其草莽未辟的殖民地时期，就很倚重文化和人文精神，“常青藤”系统很多学校相继于17世纪问世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段佳话，1743年富兰克林更在费城创办第一个哲学协会。有位美国学者这样评价：“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尽管就行业而言有90%的人口从事农业，但在文化意义上90%是城市化的居民。”

　　美国西部在开发过程中，处于草创阶段的城市就有了较完备的文化设施。以1848年“淘金热”起家的旧金山，5年之后，就有了2个图书馆、2个历史协会和一所加州科学院。到70年代，其歌剧院12个，有“剧院城”的美誉。西部文化与其经济一样，跨越式发展，很快与开发较早的东部平分秋色。

　　19世纪末，在美国工业化处于巅峰之际，由学术界牵头发起了城市美化运动，试图通过解决工业化时期城市建筑和城市风格雷同问题，规范城市秩序和礼仪。以巴洛克风格取胜的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是该运动一个典型写照，至今人们仍欣赏有加。

　　无论我们是把历史的镜头前推还是后移，都会看到浓厚的文化气息弥漫在美国城市空间，助推城市经济繁荣和文明升华。比照我国，悠久的历史、千差万别的山水风景与人文风俗，更是塑造城市文明的绝好基础。这一方面，我国西南许多以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三、四线城市先行一步，在利用自然风景资源优势，塑造城市文明的同时，也进一步助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走出了一条经济与文化合作双赢的新路子。

　　说到底，文明建设和城市发展息息相关，这应该是一线思维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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