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顶梁柱”的角色定位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十五五”规划关于国资国企改革的系统部署，标志着国企改革从“大不大”的规模扩张转向“强不强”的功能重塑，从“混资本”的形式整合转向“改机制”的实质突破。
一、从“做大体量”到“做强功能”的历史性跨越
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深水区，最难破解的命题莫过于如何平衡经济责任与政治责任、市场属性与公共属性。“十五五”规划以“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双核驱动，将“核心功能”置于与“核心竞争力”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是对国企本质属性的回归与重塑。
回望国企改革历程，改革主线始终围绕着如何让国企更有效率、更具活力。然而，在强调效率优先的过程中，部分国企出现了“唯利润论”倾向，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投入不足，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上步伐迟缓，在公共服务和应急保障领域的担当精神有所弱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这是对国有资本布局的再校准、再聚焦。
这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提出了全新要求。过去，评价国企成功与否，往往首先看营收规模、利润水平和世界500强排名；未来，评判标准将更加多元，要看在关键时刻能否顶得上，在“卡脖子”领域能否拿得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否叫得响。
需要强调的是，“三个集中”并非回归传统领域，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战略升级。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涵盖了数据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全新维度；公共服务领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水电气热，而是拓展到养老、托育、医疗等民生新需求；战略性新兴产业，则瞄准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前沿赛道。国有企业的核心功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需要在动态演变中持续强化。
二、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结构性重塑
制定实施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指引目录，是“十五五”规划的一大制度创新。这一举措意味着国有资本布局将从过去的“负面清单”管理转向“正面清单”引导，从“被动限制”转向“主动引导”，标志着国资监管从事后监管向事前引导的深刻转变。
长期以来，国有资本布局存在“散而不聚”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在部分充分竞争领域，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同质化竞争，效率优势不明显；另一方面，在需要国有资本发挥控制力的关键领域，资本集中度不足，产业带动力不强。更为突出的是，部分国有企业盲目多元化，主业不突出，“铺摊子”现象严重，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指引目录的出台，将为国有资本划出“主赛道”、明确“责任田”，推动国有资本从非主业、非优势领域有序退出，向关系国家战略的重要行业集中。
这种结构性调整绝非简单的“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的二元选择，而是基于功能定位的精准配置。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国有资本要“进”而有为，保持控制力、影响力；在充分竞争领域，国有资本要“退”而有序，通过市场化方式实现价值最大化；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国有资本要“投”而精准，发挥“先行者”和“播种机”作用。这种“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布局逻辑，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深刻把握。
对于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而言，布局优化意味着必须重新审视企业的战略边界。哪些业务是“必保”的，哪些业务是“可退”的，哪些领域需要“战略卡位”，哪些环节可以“借力民营”，这些都需要在指引目录的框架下作出清晰判断。特别是对于那些长期依赖非主业收入的企业，剥离“副业”回归主责主业，短期内可能会面临业绩阵痛，但长远看却是强身健体、行稳致远的必由之路。
三、从“跟跑并跑”到“并跑领跑”的原始创新突围
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是“十五五”规划回应“卡脖子”难题、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部署。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技术封锁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原始创新上实现从“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的跨越。
原始创新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不确定性强的特点，这与国有企业传统的考核机制存在内在张力。在年度利润考核压力下，不少国企倾向于选择技术引进、模仿创新等“短平快”的路径，对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研究、前沿探索望而却步。这种“趋利避害”的行为模式，导致国企在部分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长期受制于人。“十五五”规划专门提出健全推进原始创新的制度安排，正是要破解这一困局，为国企“敢闯敢试”提供制度保障。
制度安排的创新应体现在多个维度。在投入机制上，需要建立长期稳定的研发投入增长机制，确保研发投入强度不低于特定比例，特别是提高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在考核机制上，需要建立科技创新容错纠错机制，对原始创新失败给予宽容，对长期战略性投入给予耐心；在激励机制上，需要完善科技人员股权、期权、分红等中长期激励措施，让创新者“名利双收”；在成果转化机制上，需要打通实验室到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成果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
对于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而言，推进原始创新既是政治责任，也是管理能力的重要考验。一方面，需要有“十年磨一剑”的战略定力，敢于在基础研究领域“种树”，而不是只盯着短期收益的“摘果”；另一方面，需要有“慧眼识珠”的判断能力，在纷繁复杂的技术路线中选择正确的创新方向，避免“方向性错误”导致的资源浪费。更重要的是，需要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企业文化，让科研人员敢于挑战“无人区”、勇闯“深水区”。
原始创新并非闭门造车，而是需要开放合作。国有企业应当发挥产业链“链长”作用，整合高校、科研院所、民营企业等创新资源，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联合体。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通过组建创新联盟、共建研发平台、联合技术攻关等方式，集中优势兵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
四、实现从“管企业”到“管资本”的治理现代化
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更好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作用，是“十五五”规划提升国资治理效能的重要安排。经过前几轮改革，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初步建立，但在实践中仍存在监管越位、缺位、错位现象，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功能作用尚未充分发挥，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管资本”的核心要义在于，国资监管机构从直接管理企业转向管理资本，从关注企业个体发展转向优化资本布局，从行政化管理转向市场化运作。这要求国资监管机构大幅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将依法应由企业自主经营决策的事项归位于企业，将延伸到子企业的管理事项原则上归位于一级企业。同时，要加强对资本运作、产权流转、资金流动等关键环节的监管，确保国有资本流动符合国家战略方向，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是“管资本”的重要实现形式。投资公司侧重于产业引领和战略投资，通过资本运作推动产业集聚和转型升级；运营公司侧重于资本流动和保值增值，通过股权运作、基金投资、培育孵化等方式提升资本运营效率。“十五五”规划强调更好发挥“两类公司”作用，意味着要在授权放权、治理结构、运行机制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使其真正成为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操作平台。
健全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增加值核算制度，是“十五五”规划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创新。传统的国企考核多侧重于利润、营收等财务指标，难以全面反映国企对国民经济的真实贡献。增加值核算能够更准确地衡量国企在价值创造、税收贡献、就业带动等方面的实际贡献，为科学评价国企绩效、优化国资布局提供数据支撑。这一制度的建立，将有助于纠正“唯利润论”的倾向，引导国企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
对于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来说，监管体制的优化意味着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和更重的受托责任。一方面，企业可以更加灵活地应对市场变化，自主决策投资、研发、营销等经营活动；另一方面，也需要建立更加规范的治理结构、更加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和更加有效的风险防控体系，接受出资人、市场和社会的全方位监督。
来源：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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