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5-24  凤凰网财经】

　　【导读】国企“去杠杆”并非核心问题

　　凤凰网财经《国子策》：您觉得对目前的国企改革来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哪些困难？

　　许成钢：讨论国企改革真正碰到的困难，需要先搞清楚什么是国企改革。“改革”这个词不能乱用，改变是有不同方向的，并非所有改变都能叫做改革。比如说，是要增强国企的效率，还是降低国企的效率？是要增强整个经济的效率，还是降低整个经济的效率？是在增加市场的作用，还是在减少市场的作用？有一些所谓的改革，实际上减少市场的作用，降低了整体经济的效率。比如我们近几年的产能过剩、国有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这些严重问题的产生，和我刚才提到的，实际上停止的，曾经行之有效的国企改革是连在一起的。

　　凤凰网财经《国子策》：您提到现在出现的高杠杆率问题，2018年国企改革的重点也包括“去杠杆”。那么您认为，接下来国企应该如何才能真正合理地推进“去杠杆”呢？

　　许成钢：国有企业存在的最大的问题不是去杠杆，所谓的高杠杆率只是病症，问题在疾病本身。就像一个人发烧了，问题不在于降烧，而是找到发烧的原因，要治病。国企改革的问题在于软预算约束，如果不解决软预算约束的问题，所谓的杠杆今天降了，明天还会回来。

　　软预算约束是国有企业特有的一种疾病。对于一家民企，如果欠债过高，资不抵债，企业就要破产，因此民营企业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下，在借债的时候必须很谨慎，保证自己是要赚钱的，避免资不抵债，避免破产。这就决定了民企在整体上的效率不会太低。太差的就会破产、被兼并。

　　但是对国企而言，当国企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会从国家那里得到帮助，因此不会破产，也不会被吞并，即使是政府组织的兼并，和市场上的兼并也不是一个意思。在不受到市场威胁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会盲目扩张，它不害怕破产。国企接到的命令是做大做强，后果就导致非常高的杠杆和产能过剩。所以“去杠杆”的核心是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归根结底是要在制度上，让国企像民企一样，真正面对市场上破产和兼并的威胁。

　　从90年代后期到2006年的国企改革曾经相当行之有效。在90年代，国有企业碰到的问题曾经非常严重，债台高筑，企业大量亏损，今天所说的“僵尸企业”在当时国有企业中比例大幅度上升。当时民营企业才处于起步阶段。当国有部门僵尸企业的比例大幅度上升时，整个国民经济被拖入非常困难，甚至是危险的境地。当时进行了力度很大的，称为改制的国企改革，有效地硬化了国有部门的预算约束，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个行之有效的改革没能继续。软预算约束问题又以新的形式，重新成为中国经济面对的重大问题。

　　改革重点在于市场化

　　凤凰网财经《国子策》：那么您如何看待今年国企改革从做强做大国有企业，转变为做强做大国有资本的改革方向？

　　许成钢：首先，所谓做大做强的提法本身就存在基本问题，因为经济目标第一重要的一定是效率，把目标定为做大做强，就意味着可能牺牲效率。目前出现的杠杆率过高、产能过剩都是在牺牲效率做大做强带来的后果。企业看上去更大更强了，但是没有效率，出现亏损，杠杆率过高、产能过剩。

　　其次，把管理国有企业变成管理国有资产，是否是一种根本的变化，关键在于企业的控制权如何解决。如果企业控制权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仍然政企不分，那就只是名义上的改变，对解决国企存在的问题没有实质帮助。控制权涉及到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命和团队组成，有关国有企业运营、破产和兼并的决策权。这些问题如果不是在市场竞争中来解决，那么即使是管理国有资产也不会有太大变化。如果政企分开，政治的因素不进入企业决策，这些问题由市场来解决，那么就会有很大的改进。

　　凤凰网财经《国子策》：现在也有人提出国有企业改革可以借鉴新加坡淡马锡模式，对国有企业股权进行改革，以前是全资控股，可能以后改为职能控股。您觉得新加坡模式对国企改革是否会有所帮助？

　　许成钢：不能把淡马锡模式简单理解为表面上的股权结构调整，实际上淡马锡模式最重要的是政企分开，虽然公司属于国有资产，但国家不参与企业内部管理，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任命，尽量接近民营企业，由市场竞争决定，国企面对市场上民营企业的竞争，用市场配置的方式解决效率问题。任何中央计划经济的改革，难点都在于做不到政企分开，做不到由市场竞争决定资源配置和决定企业的命运。

　　国企改革应当怎样铺开？

　　凤凰网财经《国子策》：您认为国企改革应当怎样铺开？  

　　许成钢：改革的原则很清楚。有效的改革，必须重点在政企分开，即政府必须放弃国企的绝大部分的控制权，由此才能硬化预算约束，才能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才能从基本上提高效率。但因为改革过程中实际碰到的具体问题都很复杂，很难事先做出周密的具体可行的计划。因此，让各个地方自行试验改革，有些地方做得好，有些地方做得不好，就可以将好的经验推广到其他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