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财富》  2012年04月18日】

[导读] 消费贡献已经超过投资

　　由于官方统计的偏失，各方对中国经济结构存在误判。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投资。对中国而言，发达国家的经济集聚化过程值得学习，而一些新兴国家区域经济均衡化战略的最终失败更值得借鉴。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上上下下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当今对经济结构的共识是投资依赖度过高而内需不足。问题真是这样吗？从官方统计数据看的确如此，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总是一马当先，而高储蓄率也支持这种投资拉动模式的持续。但如果把这些关键性指标系统地做一个相关性分析，会发现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错乱。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结构存在误判，原因在于官方统计的偏失。

　　消费对GDP的贡献低于投资吗？

　　从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过去10年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均超过最终消费，即中国经济增长一直靠投资拉动。但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GDP增速之间进行一致性分析，可以发现自2006年之后，投资增速与GDP增速之间存在明显的背离现象，如在2005-200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的过程中，GDP增速却出现了上升。既然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是靠投资拉动的，那么，这一背离现象就足以引起人们对投资规模数据可靠性的怀疑了。

　　若从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看，1992年约为0.84，到2006年达到3.61，近年来已经超过8，即增加1元的GDP，原本只要增加0.84元的投资，现在则需要增加8元。这当然可以解释为边际投资效率的降低，但是否也可以解释为投资的“水分”越来越大呢？虽说土地购置成本的上升等价格因素也是造成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虚增的原因，但即便用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速来考察，也同样会发现其有虚增嫌疑。

　　再从投资过程的实物投入看，钢材和水泥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中占一定比例，假如这个比例恒定，那么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加10%，钢材和水泥的用量也应该增加10%。然而，从统计数据看，2001-2011年粗钢产量的复合增长率为16.25%，但同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复合增长率为22.63%（扣除价格因素），每年平均竟相差6个多百分点，说明粗钢产量并没有随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而同比例增长，其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越来越小。如2011年粗钢产量为6.84亿吨，同比只增长7.3%，但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为15.9%，超过粗钢产量增速8个百分点。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水泥，因为水泥的保质期较短，不宜储存或对外出口。据统计局数据，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中每亿元所含的水泥产量为1.7万吨，而到2011年仅为0.67万吨，即便考虑过去10年水泥的价格上涨因素（按普通硅酸盐水泥价格涨幅计），也要比10年前减少了一半左右。

　　钢铁和水泥产量实际增速远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说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统计存在高估的可能。高估的三个主要路径是：项目转包、统计报表虚报和偷工减料。项目转包是非常常见的现象，每转一次，就可以提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如果转包5次，或许实际发生的工程费要比计划少掉一大半。此外，有些项目存在虚报价格、从事关联交易的财务欺诈行为的可能性；还有些申报项目为能获批而支出的公关费用、招标过程中发包方得到的回扣等支出，往往也计入工程款项而被统计入固定资产投资中。至于在偷工减料方面，把钢筋拉长拉细以降低成本等，更是屡有耳闻。

　　投资被高估，不仅在统计上需要重新评估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而且也需要对居民收入进行重估。笔者曾发现，多年来中国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存在低估现象，且低估的程度越来越大，2011年接近8万亿元。而居民收入低估，又可以从逻辑上推断出全社会消费能力被低估。

　　消费可以分为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两大部分，被低估的更多应来自服务消费，因为我国服务消费占个人消费的比重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远低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如我国住房的估算租金未能纳入消费统计，换言之，美国和中国用以估计住房消费的统计方法存在较大差别，而中国的自有住房率超过80%。服务消费被低估的另一端则可能发生在餐饮、娱乐、旅游休闲、保健、家政服务等服务业的子行业中，因为这些行业集中度很低，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及以上企业占比很低，故被纳入全面统计范围的企业样本占比很低，限额以下企业的营业收入则通过抽样调查获得。

　　以餐饮业为例，据统计局数据，2009年限额以上餐饮住宿企业的餐饮收入仅占全国餐饮收入的16%，实际占比可能更低。为了少纳税，即便是限额以上企业也存在少报营业收入的动机。如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餐饮收入额为2.06万亿元，这显然是低估了，因为美国同期的餐饮收入额就达到3.8万亿元，作为一个崇尚美食文化及公款吃喝盛行的13亿人口大国，其餐饮消费怎么可能远少于只有3亿多人口的美国呢？据统计，中国大部分高档星级宾馆的餐饮收入超过住宿收入，这是西方国家宾馆难以企及的，足见中国餐饮业之繁华。

　　我们还可以从多个方面印证奢侈品消费及奢华服务消费存在低估现象。如2011年汽车整车进口103万台，同比增长28%，进口报关金额432亿美元，同比增长40%，进口额增长远高于进口量增长。而同年国内轿车销量仅增5%左右。据澳门统计及普查局的数据，2002-2011的9年中，澳门博彩业收入从235亿澳门元升至2691亿澳门元，增加了10倍，且2010年的收入已经是拉斯维加斯博彩业的4倍。而在澳门消费的主体人群来自内地，这一数据既说明中国服务类消费规模惊人，也折射出高收入群体这些年来收入涨幅惊人。

　　自2005年开始，用支出法计算的GDP增长因子中，消费都略低于投资（2009年除外），如果考虑投资被高估和消费被低估的因素，则可以确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投资了。

　　高储蓄率导致内需不足吗？

　　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属全球最高之一，很多人通常把高储蓄率的成因归咎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下的子女教育、婚嫁和防病养老等需求。中国的高储蓄率甚至为发达国家所诟病，因为中国多储蓄少消费，导致发达国家贸易赤字。但事实并非这样简单。中国百姓的实际储蓄水平并没有表面数据反映的那么高，尤其是中等及以下收入的居民。因为国民储蓄率是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之和，再除以总可支配收入或GDP。如1992年国民总储蓄与总可支配收入之比为36.3%，基于同一口径，2008年国民储蓄率达到51.3%的历史高点，储蓄率快速上升主要是由于政府和企业储蓄的增加，而居民储蓄占GDP比重一直维持在20%左右。即便是国民总储蓄率中贡献最少的部分，居民储蓄率也还是被高估的，因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存在明显低估现象（如前所述），这导致居民储蓄率的分母被估小了。同时又由于收入过于集中，对大部分普通居民而言，其家庭储蓄率并不高。

　　既然国民高储蓄率背后的事实是普通百姓的储蓄率并不高，那么高储蓄率，以及认为少数高收入群体的高储蓄率导致内需不足的判断和推论也应该不成立。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居民的收入实际增幅非常高，当然，这主要体现在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上涨上，故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据笔者测算，目前我国城镇最高收入10%居民与最低收入10%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在24倍左右，这大致可以解释过去10多年来货币超发而通胀不显著的原因：超发的货币大部分变成政府、企业和少数居民的储蓄，流入到普通居民口袋里的不多，而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是中低收入群体，投资率较高的则是高收入群体，故货币超发要传导到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上，存在一定时滞。这同样也可以解释过去10多年来奢侈品消费增长惊人的原因，如茅台过去10年的涨幅接近10倍。

　　尽管高收入群体收入的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结构性问题凸显，但在GDP高增长的30多年中，结构性矛盾并没有明显地阻碍全社会内需的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名义增幅要超过名义GDP的增长率，而奢侈品消费的增速更是惊人，有关数据表明，1998-2008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10年增长10倍，2009年之后增速开始放缓，这是否与2009年开始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超过高收入群体有关呢？

　　虽然笔者认为统计局低估了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但相对指标变化是基于同一样本的观察，可以过滤绝对指标的误差，故仍具有参考性。图2表明，自2009年起，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超过了高收入群体，且最低收入10%群体的收入增速要超过最高收入10%群体4个百分点；2009年不仅是城镇居民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快速上升的起点，而且还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超过城镇、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起点。其背景是全国性的低端劳动力短缺，各省纷纷上浮最低工资标准，而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中国经济经历了多年不均衡发展后，经济结构的自我调整、修复机制开始发挥作用了。这实际上就是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上升的标志。

　　有权威机构预计，2012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增速和澳门博彩业的毛收入增速都会大幅下降，这是否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下降有关？如茅台最近开始跌价，艺术品拍卖市场步入低迷，而普通消费品价格的增速依然平稳。这些案例都表明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改善，中国经济的消费占比仍会上升，内需不足说并不成立。

　　区域均衡发展能改变经济失衡吗？

　　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这些口号已经深入人心，不仅中国大的区域发展提出了宏伟目标，而且中西部地区中的小区域都被批准列入重点开发行列，如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等等。自1998年开始，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速逐步加快，如今中西部地区无论是增速还是规模都大大超过东部地区。

　　但巨额投资拉动下，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实绩如何呢？从投资效率看，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对应GDP产出，中西部地区总体远低于东部地区，如西部地区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所产出的GDP已经从2000年的3.83元降至2009年的1.32元，而东部地区的产出率都在2元以上，广东省产出率更达到4元以上。

20多年来，中西部地区投资规模超前并被赋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其结果是投入产出比不断下降，这可以引出对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或落后地区大开发的三点思考。

第一，对中西部地区进行大规模开发投资，能否形成规模经济？中西部地区地广人稀，除有矿产资源优势外，自然条件较差，故被批准设立的开发区越多，其规模经济水平就越差。从国际比较看，尽管中国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但中国的大城市化率和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占比都偏低，约有50%以上的城市达不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全球一半的GDP是占其土地面积1.5%的地方创造出来的，中国东部地区只有国土面积的1/5，却创造了一半以上的GDP。因此，规模经济的特性就是集聚，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结论，经济密度增加一倍，生产率提高6%，而与中心城市的距离增加一倍，利润就降低6%。因此，在中西部地区遍地开花搞投资，产业布局与东部类似，恐怕不合适。

　　第二，代表计划的投资投向中西部地区，而代表市场的劳动力却流向东部沿海，到底靠投资来解决贫困问题还是靠人口的自然流入来缩小贫富差距？据官方数据，在中国外出农民工来源构成中，中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比重超过70%；按输入地分，东部地区吸纳外出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66.7%，中部地区占14.7%，西部地区占18.2%。可见人力资本的流向主要是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过去10年来，广东已经成为人口第一大省，这就是移民流入的结果。假如中西部的一些落后地区人口大量减少，则这些地区人均资源拥有量就大大增加，收入水平可以相应上升。如德国汉堡的人均和每平方公里GDP分别超出东北部落后地区2倍和100倍，但两个地区的福利却没有差异，人均收入水平也相差无几。而近年来，中国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增幅几乎无差异，这意味着相对收入差距没有缩小，而绝对收入差距却在扩大。从资产要素流动的角度看，我国人力资源的主导流向与产业资本主导流向正好相反，人口向东、资本向西，这是否意味着生产要素的错配呢？

　　第三，高投资、高负债下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据官方数据，中西部地区的地方债余额超过东部，但合计财政收入却远低于东部地区，这意味着中西部地区的偿债能力不足，且财政预算要靠大量转移支付来平衡，假如2011年东部地区人均一般预算收入总额为100，则中、西部地区该指标相当于东部的39%和48%，为此，需要中央财政来转移支付，如2011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约3.5万亿元后，中西部地区的人均预算收入相当于东部地区的72%和97%。但作为财政收入贡献第一大省的广东，人均财政支出却在全国各省市中排在20名之后，且其为339万外来工子女教育就要增加支出170亿元。而中西部地区尽管投资规模和转移支付力度都大大增加，但由于缺乏规模经济效益，其结果是投资低效益甚至亏损，如中西部地区70%的机场都是亏损的，高速公路的亏损率估计也超过50%，其中80%的资金靠银行，这样高投资、高负债、高亏损率、高转移支付的游戏可持续到何时，会否最终拖垮东部？

　　因此，发达国家的经济集聚化过程值得我们学习，而一些新兴国家区域经济均衡化战略的最终失败，更值得我们借鉴，发展战略制定上应该透过现象看实质，遵循市场化原则，顺势而为。(责任编辑：王贺)